（一）

先父陳良佐是個愛國民主人士，思想傾向進步，擁護共產黨，同情勞苦大眾，贊成國共合作，擁護祖國統一，賞識進步青年人的開明民主措施，支持和掩護他們進行工作心照而不宣。

在安徽、廣西任民政廳廳長期間，先父先后任用一批中共地下黨員、進步人士從政。

1944年冬，中共黨員狄超白帶著上級的指示由重慶經百色前往蒼梧縣大坡山找李濟深聯系并協助開展工作。據悉，狄超白是章乃器的學生，曾在安徽立煌工作，同先父陳良佐原是相識的，因而在百色會晤后，先父曾寫信一封交狄超白，使有所持，并要沿途各縣適當接待、照顧，幫助狄超白順利完成上級所賦使命。

狄超白在百色逗留時，亦曾將部分進步報紙、刊物贈送先父閱讀，幫助先父提高對形勢的認識。

（二）

1944年，桂林淪陷后，很多文化界人士如陳劭先、梁漱溟、千家駒等均先后撤退到昭平以避日寇，因機關疏散而無法進行日常工作，致使不少文化界人士生活困難。當時，陳學人由昭平赴百色向李任仁、陳良佐匯報，并建議給予困難救濟。

其時，先父陳良佐任廣西省政府民政廳廳長、代理省主席、兼任省賑濟會主任，權責所在，對此事甚為重視與同情，隨即電令昭平縣政府撥款，作為救濟部分文化界人士的生活費用，以解燃眉之急。對幫助生活暫時困難的部分文化界人士來說，也算盡了一點微力。

（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先父特意保薦陳學人任賓陽縣長，因為陳學人畢業于南京金陵大學農業專修科，可以在任期做農業改造、水利建設造福家鄉父老。而陳學人則認為，戰后動亂之余，工作不好開展，又怕得罪權貴，因此遲遲不愿赴任。先父陳良佐為了此事，曾多次催促，導以利害，力促成行，并對陳學人說：“廉則愛民，你思想進步，年輕有為，可以一顯身手。”陳學人與先父交往甚深，又是我舅父盧德明的同學，公情私誼，不忍拂父意，于是接任。

果然，陳學人主政賓陽期間，廉潔愛民，同情群眾疾苦，采取進步措施，各方面工作都有所建樹，深為家鄉父老愛戴。直至今日，偶與家鄉年老而有識之士談及陳學人主政賓陽之往事，尚且記憶猶新，評價甚高。

1947年，先父因勢薄而辭去民政廳廳長職務后，陳學人亦隨之掛冠而去。陳學人思想進步，做了不少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為政敵所不容。先父又得悉頑固派密謀逮捕迫害之事，及時勸告陳學人不宜久留。陳學人也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避免遭到暗算，以探親為名，離桂乘飛機直飛南京折返浙江省親。

（四）

新中國成立前夕，父親在被扣禁中脫險抵香港隱居，我和姐姐鳳萍先后赴港，一為探望父親足疾，二則擬在港定居或出國讀書，當時，我們是有條件留在香港的。但父親對我們的想法很不贊成，認為他本人遲早都要返回大陸參加革命工作，子女更不應滯留。由于父親的反對、教育和影響，我和姐姐都先后返回廣州。

廣州解放后，父親曾接葉劍英信函邀請，蕭勁光派人赴港約會，促請父親回國。父親因對國民黨反動派及新桂系扣禁迫害、反復無常的痛恨，于1949年11月偕眷返穗，并于1950年初隨同張云逸返桂參加革命工作，給子女作出了榜樣。解放后，大哥陳天成在梧州參加法院工作，姐姐鳳萍就讀中山醫學院，妹妹玉蓮就讀南方大學，我于1950年7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家人參加革命工作而無一人留居國外，這和父親的教育、影響分不開。

（本文作者為陳良佐先生第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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